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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性别差距:女性月收入比男性少315索尔

卫生部调查Arequipa, Moquegua, Cusco和Puno 是否有更多印度变体的感染病例
 
周日,卫生部长奥斯卡·乌加特表示,在Arequipa的一名老年妇女身上发现第一例新冠病毒印度变异毒株后,卫生部已经派出特别小组,调查Arequipa, Moquegua, Cusco和Puno等地区是否有更多的感染病例。
 
乌加特部长介绍说,正在对Arequipa第一例确诊患者接触过的人员进行跟踪调查,该患者发病时间在5月中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认其他病例,但肯定存在。
 
部长还强调,根据其他国家的研究,现有的新冠疫苗对新冠病毒印度变异毒株是有效的,因此政府已经向Arequipa增派了新冠疫苗和接种团队,加快该地区的疫苗接种工作。
 
最后,关于Arequipa疫情上升的情况,部长认为这也可能与该地区此前没有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有关。
 
《经济学人》:卡斯蒂略获胜表明秘鲁渴望变革 但也带来了其他风险
 
本月10日和12日,全球最重要的经济杂志《经济学人》就秘鲁大选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评论称卡斯蒂略的获胜表明秘鲁渴望变革,但他将面临诸多难题。
 
《经济学人》认为,秘鲁选民喜欢选择“外来者”,但“从没有人像卡斯蒂略那样没有政治经验或缺乏对世界的了解,也没有人像卡斯蒂略那样来自如此激进的左派”。
 
该杂志认为,卡斯蒂略入住总统府后,将很难实现政治平衡:既要务实,控制住疫情,恢复经济发展,又要让激进的自由秘鲁党满意。
 
此外,《经济学人》预测,卡斯蒂略最头痛的政治问题可能是新国会,新国会保守派占多数,为此“卡斯蒂略最好避免宪法崩溃,并实现秘鲁所需要的许多改革中的一部分”。
 
在12日的文章中,《经济学人》表示,卡斯蒂略得票率略高于藤森庆子,这表明秘鲁民众渴望社会正义,“这些人感到被国家遗弃,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但他的胜利带来了另外两个风险。此前他在竞选活动中提出要对矿业进行国有化,并召开制宪会议起草新宪法,“这可能使他能够像埃沃·莫拉莱斯(玻利维亚前总统)那样几乎掌握绝对权力”。第二个风险是,他的政府将软弱无能,并破坏了国家经济稳定的基础,引发长期的信任危机。
 
《经济学人》还指出,卡斯蒂略希望改善内陆地区贫困人民的生活,这需要一个不断增长和可持续的经济。要减少对矿业的依赖,国家需要在人、创新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更多投资。
 
CCL:“JNE的举动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疑虑”
 
周日,利马商会(CCL)敦促国家选举委员会(JNE)严格履行其使命,以透明的方式确保公民的意愿得到尊重,并加强民主体制。
 
CCL会长彼得·安德斯称,由于第二轮选举投票过程存在一些违规和操纵行为,计票过程缓慢,民众焦虑不安,而JNE上周五先是批准延长计票无效请求的报告时间,随后又反悔取消,这“只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导致民众对选举进程产生更多的疑虑”。
 
彼得·安德斯强调,JNE肩负着宣布谁将在未来五年内治理秘鲁的巨大责任,选民必须确信自己的投票被尊重,因此,选举机构必须公正、公平和透明,尊重选民的真实意愿,避免可能改变人民真实意愿的行为。
 
最后,安德斯呼吁,虽然每位候选人的支持者都有权利要求尊重他们的意愿,但他们应该保持冷静,等待正式的结果,不要参与暴力或侵略行为。
 
两名总统候选人支持者在利马街头游行
 
周六下午,各种公民团体在利马中心区和Jesus Maria区的主要街道上游行,为各自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发声。
 
支持人民力量党的游行沿Paseo de los Heroes大道行进,直到到达Peruanidad大道的Campo de Marte。此次游行的目的是要求选举机构“透明地解决受到质疑的选举计票单”。
 
自由秘鲁党的支持者们则沿着Garcilaso de la Vega大道步行,到达了举行主要活动的圣马丁广场。他们要求尊重投票结果。两次游行都是和平展开的。
 
秘鲁性别差距:女性月收入比男性少315索尔
根据秘鲁国家统计局(INEI)的信息,从去年4月到今年3月,秘鲁女性的月平均收入为1112索尔,而男性的月平均收入为1427索尔,这反映出性别工资差距为315.5索尔。
 
尽管与2019年相比,这一差距已经缩小--当时是495索尔--但劳工研究员亚历杭德拉·迪内格罗强调,情况仍然令人震惊。
 
她说:“在疫情暴发之前,秘鲁女性的处境已经很复杂:在城市地区,女性主要从事非正式工作,在农村地区,女性很少或没有有偿工作。
 
在疫情暴发前不久,美洲开发银行报告称,秘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拉美地区排在第二位,为67%,但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已经很不稳定,报酬也不高:57.3%的就业妇女在弱势条件下工作,而男性则为44.6%。在疫情暴发后,INEI明确指出,在2020年失去的220万个工作岗位中,大约有130万是由女性占据的。
 
关于工资差距,亚历杭德拉·迪内格罗指出,尽管秘鲁有一项禁止薪酬歧视的法律,但没有任何模式可以衡量和量化所设定的目标的结果和影响。她认为,政府应根据目前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政策,促进女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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