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百年老报《公言报》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缘”与“情”。

1995年底我被派到秘鲁《公言报》工作，那时我的小孩出生仅有5个月。只身一人从地球的一端跑到另一端，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来到这么遥远的国度应该就是一种缘份吧。

 

初到秘鲁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到机场接我的有两位领导和三位老侨领，他们都是《公言报》的老前辈。第一次看见他们的眼神，就能发现他们都非常期盼我的到来。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只有一位已经八十多岁的罗振中老先生还健在，仍然精神镌烁，坚持每天读《公言报》。

 

《公言报》报社位于唐人街附近秘鲁洪门民治党的一所破旧房子里，当时报纸还是铅字排版，印刷设备陈旧，铅字大小不一、且缺失情况严重，有时只能用符号代替。当年如逢报社同仁回广东探亲，途经香港时都要肩负采买替换铅字的重任。到后来铅字逐渐被淘汰，无处采购，报社只能靠东拼西凑的铅字维持出报，造成读者读报时经常要边猜边读。可见当时办报条件的艰辛，老一辈“公言报人”十分渴望办报条件尽快得到改善。

 

1995年《公言报》终于改成电脑排版，版面从过去的四个版面增加到八个版面，随之而来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些版画填满。当时秘鲁的通讯设施非常落后，《公言报》的办公电话都是侨胞转让给报社的。

 

当时一部分国际新闻和中国新闻是新华社纽约分社通过传真方式发给《公言报》的，遇上信号不好，有时传上一、两个小时，甚至接收不到。还有一部分内容摘自从香港邮寄来的《大公报》，邮路漫漫，往往抵达秘鲁时大都是半年前的旧报纸了，不过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当时来讲也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资源。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一张一张看，找出可读性强的文章来丰富《公言报》的内容。大量的信息、裁剪出的各种类型的资料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输入到电脑，打字的工作量非常大。此外，我还要兼顾采访、拍照、排版等工作，每天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T作到晚上十点多是家常便饭。

 

通过努力，改版后的《公言报》在内容上和版面上都有了新的面貌，报纸销量大增，扭转了过去年年赔本的状况，开始赢利，这份老报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

 

说起我对这份报纸的“情”，一定要了解《公言报》的历史。这份报纸创刊于1910年3月7日，是南美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其宗旨是反映侨情侨声，维护华侨利益，促进祖国富强。

 

《公言报》在中国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和节点上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清政府崩溃前不久，远在南美洲的《公言报》始终高举共和的旗帜，声援大洋彼岸的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公言报》号召广大旅秘侨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宣传抗日，有效地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公言报》面对复杂的侨情、顶着压力积极宣传新中国，答疑解惑改变了很多侨胞对新中国的模糊印象和看法，并为中秘建交做出了特殊贡献。一代又一代报人用他们一腔真诚的爱国热情写下了百年《公言报》的壮阔历史。

《公言报》这份侨报虽然在距离祖国遥远的南美秘鲁，但是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文化大革命”后，时任《公言报》主编何莲香女士随华侨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邓小平对她说：“要依靠广大侨胞，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克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根据群众的需求，实事求是地介绍新中国，努力把报纸办得更好。”

 

1995年10月，李鹏总理为《公言报》题词“努力办好公言报，增进中秘友谊。”

2018年适逢《公言报》创刊108周年，一百多年来报纸由于经济和其它原因，曾几度停刊、复刊，坚持到了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2016年与中国的《环球时报》合作，再次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2016年《公言报》重新复刊时，我被聘为报纸的主编，无法割舍的那份缘份和情感使我又回到一度离开十多年的《公言报》。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读者逐渐习惯于通过手机和其它电子媒体快捷方便地了解各种信息，现在的纸媒面临很多困难。作为一张有百年历史的报纸如何面对生存的压力，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如何让百年老报再次焕发青春，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主要问题。为了《公言报》跟上时代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今天的《公言报》也开始向互联网、网络媒体平台方向发展，我一定不辜负老一辈办报人的艰苦付出，与时俱进，继续讲好中国故事。

 

（原载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友声》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