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接到何莲香老人的电话，她说，“今年是中秘建交五十周年，我有许多话想和你聊聊，因为我的年龄已经九十五岁了，有很多历史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很多见证这些历史的人都离开了，我想把这些历史留下来讲给他们听。”

 

之前报社有计划采访她老人家，因为疫情，又没打防护疫苗担心给老人家添不必要的麻烦，采访一直耽搁了几个月。没想到何莲香老人亲自打来电话，也许是心有灵犀，我也很感动。

 

 

从2017年她老人家获得了华人最高荣誉“中华之光”到2018年在她92岁生日会上，通过《公言报》寄语秘鲁华侨：“现在祖国强大了，华侨要更加团结，为祖（籍）国多做贡献”，何莲香老人心里一直惦记着《公言报》。

 

一见面，做为《公言报》的老前辈，曾经在报社最艰苦的时期工作了二十五个年头，她老人家对报社仍保留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她的第一句话就询问报社现在的情况，疫情报社怎么运营，报社现在有多少人等一联串的话题。

 

她听到报社现在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本地新闻和网络媒体方面，而且效果比过去提高了一大块，她看到很多媒体都采用《公言报》的新闻很高兴，也非常感慨。她说，现在的办报环境与过去没办法比，你们现在条件有多好，我办报的那个时候，第一政治环境压力很大。因为当时国民党势力很大，经常让秘鲁政府派警察来报社搜查，当年很多洪门民致党的办报负责人有古容、刘剑虹、张耀明等都被投进过监狱，因为我是秘鲁国籍身份特殊拿我没办法。我与张耀明一起工作，他是从中国来，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和新中国的新闻，因为每天一起工作，我受到他的新思想影响很大，我在文章中也积极支持宣传新中国。第二，侨胞工作难度大。当时办报不容易，侨胞买《公言报》都是偷偷地买，马上揣进兜里就怕被别人看见，看见我们报社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你是《公言报》的人都避而远之，生怕与你接触。但是越是这样的环境，我工作的劲头越大，这也是我的个性。第三，我因为在秘鲁出生，中文只有小学生水平，因为家庭的教育，你在秘鲁出生，你是秘鲁人也是中国人，要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很努力地自学中文，后来又到大学进修新闻。当时会讲和写中文和西文的中国人还很少。

 

 

她回忆说，六十年代我和我的先生第一次回到广东老家，看到家乡确实很穷，但是很有希望。当时回中国的路也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直达线，只能从香港入境，又不能留下进入中国的任何痕迹。

 

当时爱国侨领戴贺廷都把小孩送回中国读书，我也把九岁的儿子送到北京的华侨补校读书，目的是让他们不忘祖国的根。当年侨办也非常欢迎我们把小孩送回中国读书。

 

在中国与秘鲁关系发展关键时期的七十年代，她受到秘鲁政府的委托，将时任秘鲁总统希望与新中国建交的信函，转交给在智利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从此拉开了两国商谈建交的序幕。何莲香老人家回顾说，当时秘鲁政府官员找到她，她非常激动，因为责任重大，而且当时机票和其它费用都是自费的，但是我非常愿意。到后来帮助使馆找馆址，买东西，我每天开车从早忙到晚，家里有我先生的大力支持，确实不容易，有很多困难，但是为祖国服务我非常高兴。

 

谈到中国驻秘鲁第一任大使焦若愚，何莲香老人仍印象深刻，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我们很熟。焦大使很喜欢秘鲁餐，我经常请他来我家。后来焦大使对我说，很想学习西班牙语，我让大女儿教他西班牙语，大女儿在中国曾经学习过一点中文，我们好像是一家人，现在回想起来还很亲切。

 

 

说到晚年创办的“秘中商会”的想法时，她从另一个房间拿出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当时秘鲁渔业部长和何莲香在众多新闻记者的簇拥下的情景，照片背面有这位部长亲笔题写的 “第一批装船运往中国鱼粉”和部长的签名。这是1971年中秘两国建交前与中国做的第一单鱼粉生意，也成为何莲香见证了中秘两国贸易的第一笔生意。

 

 

何老说，中国与秘鲁现在的贸易关系非常重要，把我空着的家让出来做“秘中商会”也是我的一个愿望。成立之初会员很少，仅仅这么几年，随着中秘两国关系和贸易往来增多，现在商会的影响力和会员都不能同日而语了。每年的年会或是总统或是贸易部长都会来参加，规格也越来越高了。疫情前，她老人家每年还组织秘企业家赴华参加广交会。

 

何莲香老人今年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了，但讲起话来声音宏亮，而且起身、走路非常轻盈。问起老人家的养生之道时，她笑着说，我现在已经变得懒惰了，每天待在家里，过去每天还去“秘中商会”办公室看一看，现在已经很少走动了。

 

她说，我每天日常要看电视，关注中国新闻和秘鲁新闻，我还要上网看其它新闻，这是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在吃方面我也没有什么讲究。

 

也许是她老人家为秘中两国政治、经贸工作而乐此不疲，也许她心里总保持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祝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